大家都知道，四野总部首长一般被称为林罗刘谭，刘就是大名鼎鼎的参谋长刘亚楼。二十九小时打下天津、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……众多事迹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。
在四野和空军同事眼中，刘亚楼有两个外号，一个叫黑皮茄子，意思是刘亚楼平时没事喜欢穿黑皮衣，在众多穿着军装的领导中显得有些异类。
第二个外号就跟今天文章主题有关了，叫“肝火王”。肝火王者，乃肝火旺之谐音也。
其实在红军时期，刘亚楼脾气还是非常温和的。担任红二师政委时，和陈光搭档。
陈光的桀骜不驯在军中是出了名的，但刘亚楼却能跟他打成一片。
年，刘亚楼、李天佑、钟期光等人奉命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。学成回国时间，苏方的工作人员没有责任心，只把它们送到乌兰巴托就走人了。
这批人傻眼了，待了一段时间后只能自谋生路，刘亚楼俄文水平好，于是应聘去当苏军。到苏军进攻东北时已经是少校参谋了。
回国后，刘亚楼被林总、罗帅钦点，担任东北我军的参谋长。当时战事紧张，刘亚楼既要组建司令部，又要落实林总战略，还得负责练兵、培训参谋人员，事情越来越多，火气也上来了，“肝火王”这外号不胫而走。
二战四平后，东北战场形势日趋紧张，东北局决定实行前后方分开，把一部分党政军领导机关由哈尔滨向佳木斯疏散转移。
刘亚楼受东北局的委托负责组织火车运输。按规定，迁往后方的人员只准携带自己随身的衣物及生活用品。
可刘亚楼到车站检查时，却发现有节车厢满载着公家的桌椅板凳床，甚至还有梳妆台。
他皱起了眉头：“为什么不搬下来？”
“那是×领导的，他不让我们搬，还要打人……”管理科科长诉苦。
刘亚楼一听，二话没说，就让科长带他上火车。
“谁带这么多坛坛罐罐呀？”刘亚楼指着车厢里的家具，明知故问。没有声音。
“谁带的？”刘亚楼加大了声音。“我的。”终于，车厢里有人说话了。
刘亚楼定睛一看，说话的果然是×领导，便故意问：“要带到哪里去呀？”“哦哦，带到佳木斯去。”那位领导有点脸红了。
“带到佳木斯？谁批准的？你没看东北局的规定吗？”刘亚楼不依不饶，说话噼里啪啦像连珠炮似地。
“看过看过。只是这点小家具，我想带去用，问题不大吧。”那边似有讨价还价之意。
“你是领导干部，怎么能不带头遵守东北局的精神呢？”刘亚楼怒喝。
看到刘亚楼那么大火气，自知理亏的X领导只得服软，低着头小声说：“那是……”
“是就好，我们都应该按东北局的要求办，同志哥，对不起了！”刘亚楼手一挥，立即来了几位战士，把这些公物家具搬了下来。
X领导跟其他人嘀咕：“这个刘亚楼，真是肝火旺！”
三下江南、四保临江战役结束后，我军前方部队减员相对较多，为尽快充实野战部队，为夏季攻势做准备，刘亚楼又拿了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：整顿后方留守处，将多余人员调到前线。
刘亚楼二话不说，带着总部机关一名科长、两名参谋就出发了。
当一行人来到勃利时，发现独立×师在勃利后方留了不少人开工厂，收皮子，做豆腐和粉条，一片热闹景象。
刘亚楼到来时，他们忙用后方的“美酒佳肴”款待，可刘亚楼—看就不高兴了，直接把酒席掀翻：“别来这些虚的，把你们的花名册拿来！”
“花名册？”对方一听就犯傻了，他们知道刘亚楼要花名册的意思。
果然，刘亚楼看了花名册，又发火了：“部队在前方打仗，你们却不管前方死活，在后方留这么多人！”对方无言以对。
“把工厂全部无条件移交给当地政府，办厂人马给我组织上前方去。……”
“可我们首长可能不同意……”
“对，告诉你们首长，3天之内不全部移交清楚，我撤他的职！”
清理完佳木斯、勃利、鸡西的后方工作后，刘亚楼又来到了牡丹江。刚下车就见站台上一名军官同车站站长吵得不可开交，围观者甚众。
刘亚楼皱皱眉走上前去，问道：“你们为什么吵架？”
“列车是我们师的！我不同意，可他们却要开。”军官抢先说。
见他态度蛮横，刘亚楼有点生气了：“你是哪个部队的？”
“我是×师的！”那位军官趾高气扬地回答。谁都知道，×师是支老资格的部队。
“你在师里做什么？”
“他是我们连长，即将升任营长。”军官身旁的一位战士代他回答。军官颇为沾沾自喜，把下巴扬得很高，一副骄横的神情。
“我今天就要管管你这个连长！你太狂妄了，蛮不讲理！你管你一个连，还管政府的事情吗？！现在，我以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的身份命令，立即把你押送牡丹江军区处理！”刘亚楼话音刚落，警卫班的几个战士立即上去，三下五除二把军官带走了。
刘亚楼刚来东北不久，总部机关一位主管军事训练的负责同志，从其“正规训练”的思想出发，按照国民党中央军校标准要求，搞了一套《军事训练大纲》。按照大纲要求，新兵训练一二年才能参加打仗，这显然是脱离战争实际的做法。
刘亚楼不同意这项计划，他向那位负责人说：“现在作战是大运动战，每个战役下来，部队均需要做相应的调整和兵员补充，而训练一二年才能打仗的计划不符合实战要求。”
那位负责人并不买账：“我坚持正规化，不但学校要这样办，部队也应这样做。”谈了两次，可负责人还是不改初衷。
“如何训练部队，是军队建设的大问题。这是个原则问题，我决不迁就姑息。”刘亚楼见他固执己见，有点火了。
“你刚来东北，不了解部队情况，我跟你谈不拢。”负责人也来了火气。
“谈不拢，你就走人。”刘亚楼大怒。那位负责人很快就被调换了工作。
建国后，刘亚楼升任空军司令员，“肝火王”的作风依然没变。
年12月下旬，刘亚楼还在沈阳布置飞机油箱的生产工作，就接到总理通知开会的急电。
这是一个决定中国航空工业命运的会议。会议开得很热烈，与会者都对新中国空军的发展及航空工业的建立，坦诚地谈了各自的看法和设想。
“我们国家的底子穷，现在买飞机就欠了人家不少钱，要是再上个航空工业，钱的漏洞该怎样补？”持这种观点的人，认为现在上航空工业为时过早。
“要是航空工业优先开了绿灯，把不多的钱都用光了，别的行业怎么办？”言外之意，十指连心，都是娘身上的肉，不应厚此薄彼。
刘亚楼听了气不打一处来，站起来大声说：“如果我们连办航空工业这几个钱都不愿花，还建设什么伟大的强国？这是个战略问题！这么大的国家不搞个航空工业，造几架飞机，到头来还不是老受人家欺负！”
“眼下朝鲜在打仗，我们的飞机太少了。靠买人家的飞机办航空不行，那不是长久之计。从长远看，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航空工业。空军正准备抗美援朝，一旦打起来，大批飞机需要修理，甚至退役，没有航空工业的支持不行！”
“你们不给钱，我就算把家产卖完了也要办自己的飞机制造厂！”
刘亚楼发完火后，会场顿时安静了。沉寂了五分钟，总理一拍桌子：“航空工业建设必须搞，我们拿出60亿斤小米来办航空！”
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方案，总理的话音刚落，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散会后，聂帅风趣地对刘亚楼说：“你这肝火王，发了一通肝火，拿了60亿斤小米，真是一怒值亿斤啊。”
50年代末，受外界影响，空军内部出了一股不良风气。翻译处提出一些严重脱离实际的口号，什么“译文速度5年内翻一番”，什么“一天要译4万字”，什么“谁能突破4万字，谁就是先进工作者”等等。
还把这种所谓“优质高产”的经验写成书面材料，在全军中“提高认识”，一时弄得乌烟瘴气。
刘亚楼看到这些材料后，非常生气：“好个优质高产，这材料是谁弄的？”
“我。”翻译处某领导说。
“我看你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。别说一天翻译4万字，就是叫你反复写‘人民日报’4个字，你也写不了4万字！简直是胡来，完全是弄虚作假，这是破坏翻译队伍！”
刘亚楼这一骂，使得翻译队伍进行了彻底整风，刹住了浮夸风。
60年代初，U-2侦察机不断窜扰我国内地。作为空军司令员，刘亚楼不能容忍U—2三番五次地到大陆的天空横行无阻，自由来去。
某天，当他得到U—2侦察机窜犯的情报，脾气上来了，哐当一声响，猛地推开空军指挥所作战室的铁门，指着大标图板上标示的U—2飞机飞行轨迹：
“昨天我刚回来，今早听说他娘的U—2又来啦，而且横跨了七个省！逍遥自在地让它跑了一圈连根毛都没有碰到它，真气死人啦！难道我们就真的没办法把这偷吃的黑猫揍下来？！太窝囊，太气人了！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”
刘亚楼越骂越生气，越生气越骂，指挥室里的气氛就像绷紧了的弦。
“把报告拿来，我看看脸丢在哪里。”作战部值班参谋把刚刚起草出来的一份报告草稿，递到某领导手里。那名领导过完目，便恭恭敬敬送到了刘亚楼跟前。
刘亚楼看了一遍，啪的一声扔在一边：“这写的什么？几点几分，敌机一架，从台湾起飞，经过某某地方，对大西北进行了照相侦察，然后沿某某航线返回台湾……简直就是一篇狗肉账嘛！”
那名领导有点不服气：“过去的报告，都这个写法，总参也是这样要求的。”
“这篇稿子没经验、没总结，简直是一堆茅草，你照批照转，有从中得到什么教训吗？你和留声机、广播器有什么区别？甚至你还比这些机器还不如，这些机器，起码不要我发薪金、调级、分配住房。”
众人都知道，在火头上，刘亚楼一般是收不住的，不管有道理还是没道理。
刘亚楼进门时，作战部长见大事不妙，赶紧悄悄吩咐秘书：“赶紧把成副司令员请过来，不然我们得挨一天的骂。”
过了二十分钟，秘书轻声通报：“成钧副司令员回来啦！”
刘亚楼脸色由阴转晴，几步跨到门口，迎住了成钧：“你不是下部队去了嘛，怎么又回来啦？”
按理说，成钧和刘亚楼在战争中并无交集。
刘亚楼出身双红一，抗战时期先在抗大任教育长，后去苏联伏龙芝留学、担任苏军少校参谋，解放战争时期任东野三号首长。
成钧则出身双红二，早年是洪湖赤卫队的战士，抗战时在新四军，从营长一步步打拼到旅长。解放战争时期任华野七纵司令员。
但奇怪的是，号称“肝火王”的刘亚楼，一旦上了火，他是逮着谁刺谁，连比他资格老的副司令都带着一块儿刺。但他对成钧却从来不这样。
也许是由于成钧工作标准高、能力强，也许是由于成钧性格儒雅随和，与火爆脾气的刘亚楼刚柔相济，也许是性格、资历、能力等各种因素加在一起的作用。
总之，刘亚楼对成钧一贯尊重，两个人的关系也挺融洽，有时下了班刘亚楼还跑到成钧家拉他一块儿散步，边散步边谈事。
久而久之，人们发现了一个小“秘密”：有成副司令员在的场合，刘亚楼一般不会发火。好像成钧成了刘亚楼的熄火器。
因为成钧的到来，指挥室里凝冻的空气顿时缓解下来。成钧没回答刘亚楼的话，而是像拉家常似地打招呼：“刘司令员，你身体怎么样，有没有检查出什么毛病。”
刘亚楼哈哈大笑：“谢谢成老弟关心，没什么大不了的毛病。身体好得很啊！”
成钧在门边拣了个空座位坐下来，咕噜咕噜喝了几口水，笑着说：“你们谁惹刘司令不高兴啦？”
刘亚楼递给成钧那份报告：“看看这写的什么，这东西我怎么敢往上报给老帅啊！”
成钧把报告草稿看了一遍，望了望那名领导，柔和地说：“这个当然不行。我同意刘司令的意见。我们的报告不仅要有情况，还要有背景，还要分析它能够横冲直闯的原因，主观的客观的都要分析，还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，供上级参考。你们得好好动动脑筋，写份有情况，有分析的报告。写完先给我把关，再给刘司令员过目。”
一场暴风雨就这么过去了。
能当刘亚楼的“熄火器”，被刘亚楼所敬重，成钧靠的不是溜须拍马和看风向，而是扎实的业务能力、出色的战略眼光、高超的选人水平。
年，空军组建第一批五个地空导弹营，从陆军抽调优秀的指挥员来当营长，空军中将成钧看中的是高射炮某团团长岳振华。
岳振华到空军后的第二年，即指挥部队在通县机场一举击落了美制战机RB—57D，首创了世界防空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高空侦察机的战例，战后，军委给他提前晋级，在他中校肩章上新添了一个豆。
这次泻火之后，刘亚楼马上召开会议，专门研究怎么打U-2。会上，成钧提出了他苦思已久的设想：
由空军作战部研究U-2历次窜犯的飞行路线，分析到达频率最多的地点。再安排导弹部队到外地机动设伏，打他一个导弹游击战！
首次设伏选哪？空军中争论不休，谁也不敢打包票，成钧一拍桌子：“就在长沙，错了我负责！”
刘亚楼也跟着拍桌子：“错了首先处分我！”
事不遂人愿，导弹部队在长沙苦等了两个月，没见U-2的影子，U-2活动反倒越来越猖獗。
正在这难忍难熬的时刻，总参某领导发了话：“大海捞针，总不死心。”压得人简直透不过气来。
刘亚楼从北京打“成老弟，没事儿，你要是第一次猜对了，那就比半仙还神，我这空军司令该让你当啦！”
成钧静下心来，认真分析了半年时间里U—2入窜大陆的次数，时机、条件、背景，还让参谋们还把U-2十一次入窜的作战标图找了出来，一次一次地推敲，一条一条地琢磨.
蓦然间，地图上现出一片花朵图形。十一次航迹分开来看，像一片片孤孤单单的花瓣，可是一旦合拢起来，重叠到一块，就可以发现其中八片花瓣都绞结在一起，连成了一朵盛开的太阳花，而南昌城竟成了这太阳花的花蕊。
成钧同作战班子得出了一个新鲜结论：南昌显然就是U一2入窜大陆的一个检查点。把二营放到这里设伏是大有希望的。
成钧同刘亚楼进行了秘密商谈，两人当即敲定：让岳振华所部从长沙改到南昌去设伏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9月9日上午8点，荧光屏上显示出U—2已经进到了航路捷径六至八公里。多么理想的射角!
“他娘的，打！”刘亚楼眼睛都突了出来。
岳振华热血奔涌，使出全身力气，斩钉截铁地下达了最后一道射击口令：“前置法，导弹三发，二十九公里消灭目标。”他的话音刚落，爆发出一声撕天裂地的巨吼，三条耀眼的火龙自松树林腾空而起。
荧光屏上猛然爆闪出一团刺眼的光亮。光团随后化作一大片细碎的亮点，几缕断断续续的长线从十字线中心散落到了荧光屏下端。
中国空军第一次打下了U一2飞机！